先污染后治理

（/），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化进程中，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一条发展道路，多数研究者认为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表现出的“倒U形”曲线关系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到底应不应该先污染后治理呢？

1991年，美国学者格罗斯曼和克鲁格提出了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某一，发展初期污染物排放量会随经济增长而增加，达到拐点后，污染物排放量会逐步下降。也即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先污染，后改善”的倒U形曲线形状。

有人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就像我们不生病就会加班工作一样,要先解决温饱问题,才能考虑环境。以前需要发展,环保意识不够,而且生产力低下,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另一方面,经济水平低,吃饱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花钱的治理就被搁置了；等经济发达了,污染治理才被重视和实施。

但目前看来，“先污染后治理”并非所谓的经验和规律，而是赤裸裸的血的教训！无论是发达的本身实践，还是正在生态环保道路上步履维艰的我国，都是最好的证明。

作为率先工业化的先驱者们，发达在早期发展过程中，由于对生态环境的轻视，酿成了巨大的灾祸。老牌工业英国，首都伦敦是世界闻名的“雾都”；1930年比利时爆发骇人听闻的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纷纷投入巨资治理污染问题，同时也将重污染企业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完成“先污染后治理”的艰难历程。

反观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决不重蹈发达“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这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设计，为我国后续的生态环保工作顺利开展扫清了障碍，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短短30多年的时间，我国经济突飞猛进，迅猛发展势头令世界瞩目，创造了西方发达几百年的工业化业绩，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与污染事件的频繁爆发。粗放的发展方式，在为经济发展注入巨大引擎动力的同时，也让环境压力猛增，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垃圾围城等系列的困境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民众生存健康的巨大殇痛。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设计极富前瞻性，为何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依旧出现“先污染后治理”的苗头？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毅所说：“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转变是一个结构性、过程性、系统性的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转变过来。”

基于国情，我国用9%的耕地养活了20%的人口，看似地大物博，实则环境承载能力薄弱，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路子，在我国行不通，也不能行。因此，从过去先污染后治理转变到保护优先，需要过渡战略和政策，需要对各种生态制度文化给出优先次序，把握轻重缓急，需要新旧体制、制度、法律之间的良好衔接。主席习近平曾表示：“那种要钱不要命的发展，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发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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